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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平:《新部落》新在哪里

文章來源:陜西作家網發表時間:2019-10-28

  當《新部落》文本封面薦語映入眼簾的那一瞬,我內心充滿著期待與擔憂。由于全球性的生態問題,生態文學創作風靡一時,這一主題的文學作品有直面現實的優勢,亦有飽受學界詬病的藝術性缺失之癥候。就生態主題創作而言,它在陜西文學書寫中并不新鮮。新世紀以來,冷夢關于榆林米脂縣高西溝村的紀實文學,京夫的《鹿鳴》,杜光輝的“可可西里狼”系列,鐘平的《天地之間》《塬上》等作品都可認作嚴格意義上的生態文學文本,都在以文學的方式關注著當下的生態現狀,開啟了文學書寫的不同面向,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那么,夢萌的《新部落》同樣以生態書寫為主題,其新穎之處何在?又在哪些方面有所超越?會不會是同一主題的簡單重復?懷著這樣的期待與擔憂,我閱讀了文本。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擔憂之心悄然消散,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小說以現實主義筆觸,以全知全能視角講述了三個互不相識之人因特大洪水意外迷失原始森林,陷入饑餓、疾病與死亡交織的困境之中而引發生存與毀滅、善良與罪惡、人性與獸性之間的沖撞與抗爭的故事。作品通過對地球之痛、人類之癢、生命之殤的悲情書寫與傾心展示,將批判與反思的鋒芒直指造成生態災難的現實社會及人類自身,極具穿透力與批判性,展現出不俗的藝術風貌。可以說,文本敘事簡潔,看似庸常,實具新意。

  首先,小說在人物角色構思上頗有用心。作品人物不多,但人物形象所映射的社會現實面向卻是多維的。從文本意義表層來看,豪哥作為慶順市金陽礦業總公司的法人代表,漠視生態且瘋狂追逐物質利益與感官刺激,是社會發展與欲望本能的象征,是生態問題涌現的根源與禍首;季月是國家環保部門的公職人員,傾心于生態保護事業,踐行著生態理念,但處處受阻,事事不順;畫家修卓視藝術為生命,葆有崇高的藝術理想,承載著審美救贖的敘事功能但缺乏自覺的生態意識;作家童九哥是知識分子的代表,但緣于社會歷史因素而躲避山林四十載,成為社會發展的局外人,隱喻著知識分子承擔社會職責與批判意義的喪失。從文本意義的深層來看,小說主要人物代表了社會發展不可缺失的三個不同維度。社會發展需要豪哥式人物的沖鋒陷陣,諸如破壞生態之類的種種問題也會如影隨形,需要環保、水利等相關部門從宏觀層面予以監督與管理,亦需要從個體微觀角度進行審美教育與精神燭照。他們之間的行為沖突與現實關系折射出人物價值理念的抵牾與生態危機的復雜現狀及其問題解決的艱巨性與曲折性。豪哥的頑固不化及生命強力,季月工作職權的形同虛設及尷尬遭遇,修卓藝術追求的縹緲及審美救贖乏力,童九哥的遁隱逃逸及無法適應現實的感慨囈語等等都飽含著深刻的現實映射色彩與鮮明的時代寓意價值。人物角色的如此設置凸顯著作者的敘事意圖及藝術匠心,有效地承載著生態文學文本現實表意與社會反思的社會功能,是小說煥發新意的一個突出之處。

  其次,小說將批判與反思的觸角伸向新的高度。與其他生態文本一樣,社會批判與反思是其文學書寫的重要內容。值得注意的是,《新部落》并未游走于社會批判與反思的淺層,而是深入肌理,直抵現代科層化體制的種種弊端。在作品閱讀中,讀者可能更多留意到了文本對以豪哥為代表的人性欲望無度的揭露與批判,而忽略了欲望表象背后隱匿著更深層次的社會內容。工業革命以降,社會發展與生態保護之悖論一直是社會進步中不可回避的矛盾,也是直面現實的文學書寫不可漠視的問題。對這一矛盾或問題的揭露、書寫與批判、反思是檢視現實主義文學創作藝術水準高低的重要指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社會環境中,社會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是復雜、多變,甚至是不可捉摸的,而作家對之的體驗與感知也需不斷地調整與深化,只有如此才可以文學的觸角捕捉到現實生活表象與社會發展本質之間的深層邏輯關聯,有的放矢地行使文學藝術之社會職責。

  就《新部落》而言,豪哥先祖闊綽,但家道中落,到了其父輩淪落到尸首無還的悲慘境地,而他卻能以白手起家,迅速積累巨額財富并游走于社會上層,除一己之力外,其背后官商一體的社會隱性力量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此外,小說以季月蜜月歷險之旅的敘事正面直擊了上至市委領導下至基層管理人員對政績的逐捧與生態的漠然。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與惡化,環保、水利、土地、農業等行政部門之間的推諉,各級官員之間的扯皮、塞責,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又敢怒不敢言之行為、心理的扭曲等等情節于有形無形之中暴露出現代科層化體制強力規約后的局限及無法克服性,有力地批判了現代科層化體制無序無力無度的種種弊端。可以說,夢萌對于生態問題與人性、管理體制機制之間關系的認知是極其深刻的。然而,面對這些問題及文學表達,他無力改變也開不出有效的良方,正如文本中修卓的年邁無力、童九哥的遁隱逃避一樣,終讓人油然而生一種氣餒與無可奈何之感!

  再次,小說生態敘事展現出新的面向。如果說文本生動展現豪哥是如何走上發家與欲望膨脹之路,又是如何失敗與身陷囹圄以達批判反思之目的話,那么與之并置的是文本生態啟蒙敘事的無處不在。作品自豪哥與季月不期而遇之時便已展開靈與肉、情與法的斗智斗勇。在黑暗、洪荒與死亡的原始森林中,豪哥的靈魂蛻變一副野獸心腸,在生理與感性的極度渴望之中,面對饑餓他茹毛飲血,面對季月他不懈地騷擾與企圖,面對修卓的“阻擾”他殘忍兇惡,他的世界里只有掠奪、占有與宣泄,完全以自我本能為中心,是毫無生態理念與意識且極需啟蒙的重要對象。為了生存與走出原始森林,季月試圖以高雅健康的情調感染啟迪他的天性,以天人合一、人獸相融的畫面與氣氛感動教化他的良知,以貼面舞、搓二步的方式釋放緩解他的本能欲望,期望慢慢撥亮他心中微弱的人性火苗,以求早日走出深山老林,回歸社會。

  如果說對于豪哥的生態啟蒙是正面進行的話,那么修卓人物形象的變化則是在潛隱中完成的。豪哥沉溺于感官刺激,而修卓迷戀于精神享受,他的境界遠在豪哥之上,但他那孑然一身、云游四海的精神享受僅限于一己之悅而未博愛眾物。因而,在文本中作者突顯了修卓人物形象的變化過程,即由悅己到悅人愛物的轉變,從而具有了自覺的生態倫理及意識。修卓這種生態倫理及意識的萌發源于兩次現實經歷,一次是海外游歷中受到一位寧姓中國記者的啟示,一次是被豪哥陷害后墜入谷底與狗熊生死相依的經歷,具有源發性。與豪哥、修卓相比,作家童九哥生態意識的萌生完全是在與自然眾物相互依存中潛移默化而來的,具有自發性。由此可知,文本中的生態啟蒙敘事隱匿著一條由外發到源發再到自發的邏輯嬗變脈絡。此線索從明暗兩條路徑散發開去,從三個層面建構著文本的生態敘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部落》并未落入諸多生態文本“模式化”敘事的窠臼之中,而斜逸出強大的審美張力與現實特性。從小說結尾看,作者的生態啟蒙是失敗的,至少是不成功的,豪哥在與季月、修卓的啟發、教化下并未萌生多少生態意識,只不過從人性本我回到了先前自我的狀態。然而,這樣的結局與敘事與當下眾多生態文本千篇一律地成功形塑生態人格相比無疑是真實的,自然的,也是可貴的。其實,夢萌如此構思文本敘事,與其文學創作注重從社會關系、從人物性格、從外在到內在等諸多方面塑造人物形象,講究小說環境與生活細節的真實性,講究情節和故事的連續性、完整性不無關系。他的文學書寫立足于現實,并非為了特定的意圖或效果而盲目地形塑人物,推進敘事,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創作特點,對于當下現實主義創作過于追求審美效能,過于宣揚審美理想,過于迎合消費市場來說具有一定的療救意義。

  回溯夢萌的文學創作歷程,我們知道,他的文學之路是上世紀90年代以長篇小說《愛河》的出版走上文壇的。他的作品如長篇小說《悲喜娛樂城》《傾城》《金嘍啰》,中短篇小說集《綠太陽》,散文集《多夢人生》《真情最好》等自問世以來,廣受讀者喜愛與傳誦。作為一位業余作家,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創作質量,夢萌的文學書寫都達到甚至超出了職業作家的水準與藝術成就。就陜西文學而言,現實主義有著強大的傳承譜系與無可撼搖的主體地位,直面現實、關注社會、關懷人生是其歷久彌新與長盛不衰的重要緣由所在。從創作實際看,夢萌的文學書寫無疑在延續這一譜系,也在不斷尋求著新的突破,其作品因立足于現實、扎根于大地、直面著人生而被冠以陜西作家群中頗具社會責任與影響力的作家。依此來說,長篇小說《新部落》無疑是一部浸染濃重現實主義色彩的、直面現實的力作。

  (作者系陜西作家協會副主席、《小說評論》主編、茅盾文學獎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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